今天的我
跟《真相》一样，《掮客》也有一个老问题，是枝裕和“水土不服”了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
在缓慢的抒情之中讲一些文字描述不出的残酷，《掮客》保留有他几乎完整的创作特点，也因此，相比以前的作品，我反而能从中捋出他的创作痕迹。它让我恍然大悟，原来以往那些看似浑然一体的是枝裕和电影，是存在某种套路的。是枝裕和把套路移植在《掮客》和《真相》里，于是它才会现出了形。
如果详细展开说这种水土不服，主要表现在：一是视听和剧本、表演系统的不匹配，二是枝裕和叙事与韩语文化系统未做到匹配。
视听和剧本、表演系统的不匹配很明显。个人觉得，《掮客》有很类型的故事结构、猫鼠游戏式角色设计。《掮客》并不依靠好莱坞式悬念来推进冲突（请想象一版奉俊昊式的《掮客》），而是靠加重对道德困境的描画，让人物游走和摇摆于灰色之中，不断接受情感的考验。人物在故事里的位置没有变，但人物在道德天平上的位置不断在滑动。
在是枝裕和以往作品里，这种道德滑动是含蓄的，是无法也不能直说的，《小偷家族》直到最后才交待出一份关键信息，同时刺激影片的情绪达到高点。《掮客》则似乎让是枝裕和陷入两难，他担心说得太直白，又不得不把很多不可说的东西借人物嘴巴讲出来，比如几场裴斗娜的车内对白戏，如果不讲出来，这个类型化的故事在逻辑上很难经得住审视。
宋康昊、裴斗娜有更多类型片表演经验，他们的情绪浓郁且富有表现力。我们不妨与树木希林相比，后者更善于将情感拉长、拉薄，呈现一种绵长、耐人寻味的内心戏。
树木希林孤坐在海边，是枝裕和用一段长镜头去呈现，那就是表演，换了宋康昊不太行，宋相对更需要他人递戏或者递给他人戏。宋康昊的时间是加速的，树木希林的时间趋于静止，更接近时间本身，也更接近是枝裕和视听系统的本色。
是枝裕和不得不对自己进行调整。剪接略显混乱，还有不少空泛的镜头，说明他试图从中建立自己的节奏。现实却是他一直被宋康昊的表演推着走。比如，缝扣子那一段室内戏，影片选择了不断切换单人表演镜头。
至于是枝裕和叙事与韩语文化系统的未做到匹配，这一点不太好说明白。我本来想说“不匹配”，这个不匹配原则上是不成立的。但我还是想就个人感受简单谈一谈，或许“未做到匹配”更恰当。
韩语和日语在表达上非常不同，《寄生虫》声调高、铿锵有力，《小偷家族》周正、客气、缓慢，即使最缓和的偶像剧韩语，和最激烈的类型片日语相比，两种语言也有很大差异。是枝裕和的镜头节奏与日语和日本文化密切相关，无论是法语（偏稠密）还是韩语（偏激烈），都会给他带来一定的挑战。
我们试想一下，在同一组“是枝裕和”式镜头里，日语对白，日式室内、街道的规整布置和色彩，能够让你更容易做到心平气地沉浸其中，但韩语语调，韩国街道的浓稠与凌乱，则有可能让你心生烦躁而无法进入，你可能更想要一种洪常秀式的“戏剧间离感”，或者朴赞郁式的类型元素，来让自己保持沉浸。
再把对白想象成一种电影里的雨吧！是枝裕和的雨或许是急雨，或许是绵雨，他的雨点似乎始终是一般大小的，雨和人的关系犹如愁绪没个尽头。但李沧东们似乎更爱大雨，雨滴大小不一，有的像把刀子，砸在身上生疼，有时则粘粘的，甩也甩不掉，那是韩国人被一个激烈时代撕裂的象征。
描画韩日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，两国导演有给出完全不一样的答案。是枝裕和倒也不必深入韩语系统里去，但他应该为电影找到适合的表达方式，且这种方式自他的观察能力里生发出来，也能成为他突破创作瓶颈的支点。
影片关于韩国的国民性描写也是匮乏的，不是没有，但基本属于游客水平，一些市场、街景、车上吃泡面等等，都是众多韩国影视剧里最常见的场面，且没有作为符号空间，予以特别呈现。当了解停留于浅表，他无法为故事给出深刻的国民性，也就只能让“善”和“爱”成为这部电影的终点了。
于是，我们看到一个很普通的结尾。
